给贾平凹的一封信（2 / 3）

一个作家如何“质疑”，暴露出他自己很多东西，学识，眼光，心胸，见识还有见地，还能见出品位。

质疑有三种：

1.一个人真的不明白，学生问老师的那一种；

农本思想与田园经济是我们传统的核心价值观。

我女儿穆一读初中一年级那年，您给她写过一个书签，“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她一直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以前中国人就是两件事，读书与耕田，很多人家门楼上写着门匾：耕读传家。一个将军，赫赫战功之后，要“解甲归田”，当朝宰相求隐，叫“告老还乡”。但如今的中将或部长，退休了，国家给退休金，不给土地。

以前的土地，是人的立身之本，将军大臣，皇上要赐土地，自己也要仗权势圈地。商贾做大买卖的人，也要在乡下置地，无地的人，就是稗草，被风吹着没着落。土地是判断一户人家，或一个人价值的基本参照物。大户人家、殷实人家、破落人家的区分，就是以土地为标准。有土地的人叫地主，在别人土地上干活的人叫农民。农民不是职业，是身份的代称，如同以前的公务员叫老爷一样。土地所属的不平均，是造成以前社会不稳定乃至动乱的根本原因，“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就是农民没有了活路。

以前的诗或文章，写田园乐、故土情，是写“主旋律”，因为是那时候的核心价值。游子一词，是针对故土说的，游子思乡也是一种“主旋律”。

如今，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人均有份。土地的所属不平均的时候，多的是地主，少一些的叫富农，可怜的叫贫农、雇农。如果一种东西是平分的，这种东西的内在魔力就会下降，直至消失。从大趋势上讲，如今的农民是职业了。

那天，您谈的多的是“土地”，讲土地政策，亦收，亦放，一放一收。讲的真是好，但其中也有些问题可以研究。

孙中山先生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在于“民”这个字，他的“三民主义”有开世之功。

在以前，中国的土地是皇帝一个人的。土是皇土，民是臣民，栋梁也是奴才。自中山先生之后，万象更新，民众盟生自主之愿，国名先是“中华民国”，继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现在仍有些旧属之气，但云开了，光线照进来了，算一算，从中山先生提出到现在，仅一百年光阴，和两千年的“一统帝制”比较，时间也太短。“老百姓”自己改过来也要一段时间呢。

您那天讲土地政策，讲到把土地分给农民，再收回，还是站在帝制、皇帝观念上说话，把国家和民众对立着。

比如80年代初，土地分给农*产承包，因为政府必须关心几亿农民吃饭的问题。进入90年代之后，城市的发展需要大量土地，改革最棘手的东西暴露出来了，因为土地是整个中国人民的，是农民的，也是城市人的，焦点矛盾集中暴露在城乡交接地带。

农民一词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只是这变化还有待于被清晰、被认识。

如今的政策是“亡羊补牢”，比如“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是矛盾的，“小城镇建设”是缓解大城市的压力，因为大量农民工进城；“新农村建设”的用意也差不多，把农民再吸引回到土地上。这一政策不太起效果，因此又在城市打造“新农民工”形象，给一些优秀的农民发城市户口，让农民工孩子就近上学。

《高兴》这本书预示了这种矛盾和尴尬，但麻辣味再浓呛些会更好。

关于“质疑”

土地不仅仅是农民的了，这是改革的一部分。只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吃饭是大事情，才有“基本农田”这一说法。

站在“土地是农民的”这一基础上，我觉得有站错队之嫌。

改革，改的就是观念。

再说些改革中的观念。

土地与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