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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神父一直坚持认为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着我主救恩的遗迹。遗憾的是，在曾德昭神父参与了发掘并翻译一千年前唐帝国皇帝为我主耶稣所树立的神圣教会碑刻（即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的重要时候，利玛窦神父已经来不及分享我主耶稣借着分袂兄弟之手，遗留在这个帝国的圣迹了。
但是，我相信无所不能的天主早已以自己的方式，给予了中国古代贤者以启示。只是在尤地区的毕达哥拉斯的信徒（耶稣会一度认为尤佛教及尤教是希腊毕达哥拉斯密教的支裔），以他们的谬论和异端有毒的见解，污染了主的福音。
这使得儒教的哲学家们逐渐失去了先辈们的崇高理想，而毕达哥拉斯的见解对于受启示的另一派哲学家的损害，几乎是不可挽回的。使得这些原本应当居住于至福的玫瑰园中的学者，堕落成了如同诺斯替一样的炼金术士和偶像崇拜者。
临高的博学元老们在提到旧帝国的现状时，通常认为北方的鞑x靼人是最大的文明与信仰之敌。他们提到匈奴王阿提拉，还有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所效力的鞑靼王朝，以及对于古老伟大的帝国文明遭到游牧民族破坏的痛心。
作为一批流亡于海外的前王朝贵族后裔而言，“元”这个王朝是不可宽恕的，但是在我，一个异邦教士的眼里。鞑靼人最不可饶恕的罪行，是他们以毕达哥拉斯的尤信徒的有害思想，毒化了原本属于中国人的两条救恩之路，使得儒家和道家那些受到恩召和启示的睿智经典，最终变成了今天哲学家官员“曼达林”这个团体的僵化守则和只知道炼金术和符咒之类有害灵魂的异端学说的道士们手中摆弄的东西。
但是，我主基督的救恩使得他们最优秀的领袖在野蛮异教徒几乎毁灭了这个国家最光明最荣耀的一面的时候，像出埃及记里的那位先知一样，带领着最优秀的人找到了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在这里，他们保留了我主的救恩，还有他们最光荣的道德、传统、知识和尊严。
他们也保留了他们自己的宗教，然而，这宗教是没有经过尤的有害学说所毒化的。它其中有无数合理的因素表明，它曾经包含了主耶稣的救恩之路，也是最能适应耶稣基督的种子生长并开花结果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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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鸿篇巨著出版三十年后，帝国与意大利教会就爆发了著名的“礼仪之争”，愚昧保守的封建头目伪教宗克雷芒十一世逆历史潮流而动，悍然宣布大帝国记为**，并列入欧罗巴洲**目录，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东学西渐运动也因为他的一系列反动举措而陷入颓势。并因此导致了欧洲逐渐落于历史发展的大潮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