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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贡院一大哭！”
……
似乎是为了发泄失陷广州的苦闷，朋友们都是类似贬抑调侃澳洲人的调调。黎遂球也不能免俗。然而酒过三巡再一回味，若是这澳洲人这般“轻薄无学”，广州又如何能轻易失陷？他们又如何能将这广州城经营的有声有色，更胜往日？
他们都是饱读诗书，游历广泛的人，并不是酸腐迂阔的文人，髡贼的施政和大明的施政，不看药方看疗效，显然是髡贼要高明的多。
在他们看来，拆偏铺，通渠道，取缔关帝庙人马并不算“能”。一来是借着大军压境的“军威”；二来髡贼是“海外蛮夷”，毋须顾忌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不过是一个“杀伐果断”而已。
真正体现澳洲人之能的，公论是应对瘟疫－－澳洲人的应对几乎无懈可击，且不说他们用较小的代价很快就阻止了瘟疫曼延，就在整个瘟疫期间下达的各项政令都能如臂使指，雷厉风行的执行到位。“令行禁止”这四个字便远胜大明。
“髡贼治吏有术。”南园十二子之一的区怀瑞道，“闻听髡贼以军法治胥吏，胥吏饷以厚酬，然驾驭极严，稍有差池，便是人头落地，还要祸及眷属。”
“这倒是妙法。”有人评道，“本朝若能如此，亦可破这胥蠹之害！”
在座的虽然都是广州的“上层”人士，但是对待胥吏，面子上亦不能不敷衍。逢年过节，胥吏上门“打抽丰”，少不得也得破费几个。虽说不过是疥癣之疾，到底也令人不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