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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酒店送的那瓶香槟都喝完了，不知道去了多少次洗手间，我记得我在浴缸里差点把自己淹死，幸好我拽住了旁边的电话，借那一点点力，又抓住了扶手，电话线被我拉得老长老长，里头的忙音一直嗡嗡响，听筒掉进了水里，我不顾也不管，大声的唱歌。我都不知道自己最后是怎么回到床上睡着。第二天我正在前台办退房，程子良给我打电话，我不愿意接，按了挂掉，过会儿他又打，我又挂，等他打第三遍的时候，我不耐烦了，在电话里朝他发脾气：“你能不能不来烦我了？你到底有什么身份立场来管我的事？”
他没有再说什么，程子良到底是有自尊心的，不会刻意的纠缠。
我回到濯有莲上班，心浮气燥，处处都看不顺眼。员工们都知道最近我心情不好，所以个个都敛息静气。只有阿满敢来找我麻烦，让我跟他一块下酒窖点红酒。特别贵的酒每季度盘存一次，要由我亲自签字，这原本是规章制度。我也不敢反驳，只好跟阿满一块去酒窖盘存。
酒窖里头是恒温恒湿，人不会觉得特别舒服。架子上密密麻麻一支支红酒，好些都积着厚厚一层灰尘，据说这也是惯例，好的红酒，不兴常常拿出来擦瓶子的。而是客人要喝的时候，才取出来拂拭，正好有年代久远的沧桑感。
我想起了有一次在土耳其旅行，异国的古老城市，有着传统的市集。有一家小店里全是古代的铜器，颇有些年份。店主将那烛台拿出来给我们看，上头积满沉沉的油烟，底座上满是灰尘，吹一口气，呛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我很狼狈的捂住脸，偏有人笑着说：“这是历史的尘埃。”
阿满还蹲在那里核对红酒的标签，我忘了我跟谁去过土耳其，就只记得那句话。还有我那时候用来掩住口鼻的亮蓝色丝巾。在地中海的邮轮上，甲板上风太大，那条丝巾被风吹到海里去了。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断，就像是电影的蒙太奇镜头，从我脑海中一晃而出，一闪就不见了。
我摇了摇头，努力让自己不去想那些莫名其妙的事，如果真的有一部分记忆失去，那么就让它失去好了，我从来不为失去的东西苦苦纠结，因为对过去念念不忘是太奢侈的事情，我哪有那种资格。我跟阿满一起清点红酒，每个人一个架子，点来点去少了一瓶好年份的Chateau Haut-Brion，这瓶酒进价可不便宜，阿满又点了一遍，还是少了一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