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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来，昆曲整整热闹了二百三十年。说得更完整点儿，是三个世纪。这样一个时间跨度，再加上其间人们的痴迷程度，已使它在世界戏剧史上独占鳌头，无可匹敌。
我看到不少人喜欢用极端化的甜腻词汇来定义昆曲，并把这种甜腻当作昆曲长寿的原因。这显然是不对的，就像一个老太太的长寿，并不是由于她曾经有过的美丽。
我历来反对矫饰文化和历史。因为真正的文化和历史，总是布满了瘢疤和皱纹。我只承认，长寿的昆曲已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史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而且，由于这个部分那么独特，那么无可替代，它又成了我们读解中华文化最玄奥成分的一个窗口，一条门径，一把钥匙。
既然把它放到这么一个大架构里边了，我们就可以放宽视野，不必就事论事。
为此，我在这篇长文的最后留下一个沉重的难题：延绵三个世纪的昆曲，对整个中国文化而言，究竟是积极大于消极，还是消极大于积极？
十五
照理，对于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不必再做这种衡量。但是，这三个世纪，对中华民族实在是至关重要。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正是我在《中国文脉》一书中论定的数千年中国文化的衰落期，也是中华文明落后于西方文明的时期。
且不说经济和政治，只在文化上，就有一系列令人心动、甚至令人心酸的比较。例如：
昆曲开始发展的时候，正逢西方地理大发现已经完成，文艺复兴正在进行。就在汤显祖十四岁、沈璟十一岁那一年，英国的莎士比亚诞生。十年前，魏良辅的女儿嫁给了张野塘。
有学者考证，一五九一年汤显祖在广东见过西方传教士利玛窦，这是徐朔方先生的观点。我比较赞成龚重谟先生的看法，汤显祖见到的西方人也许不是利玛窦，可能是罗如望和苏如汉。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昆曲作家与西方近代文化已经离得很近。显然，在任何一个意义上，他们都“失之交臂”了。昆曲在汤显祖之后，没有太多进步，却依然还是占据中国文化的要津，那么久远。而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莎士比亚之后的欧洲文化，却不是这样。
李渔与莫里哀，也只相差十一岁。
我又联想到十八世纪后期的一个年份，一七九二年。那一年，汇辑流行昆曲和时剧的《纳书楹曲谱》由叶堂完成，昆曲也算有了一个归结点。但是，我们如果看看远处，那么，正是这一年，法国《马赛曲》问世，莫扎特上演了《魔笛》并去世，海顿成为交响曲之父。而仅仅几年之后，贝多芬将贡献他的《英雄》和《田园》。
相比之下，我们如果再回想一下吴梅所揭露的多数昆曲的老套，就知道当时不同文化之间的方向性差异了。
这种方向性差异，后来带来了什么结果，我就不必再说了。
我并不是要在比较中判定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绝对优劣，而只是想说明，中华文化即便在明清两代的衰落时期，本来也有可能走得更为积极和健康一点儿。
文化，除了已经走过的轨迹外，总有其他多种可能。甚至，有无限可能。
不错，存在是一种合理。但那只是“一种”，而不是唯一。而且，各种不同的“合理”分为不同的等级。文化哲学的使命，是设想和寻找更高等级的合理，并让这种合理变为可能。
因此，我们面对一个伟大民族在文化衰落期的心理执迷和颤动，都应反思，都可议论。
昆曲，是我们进行这种反思和议论的重要题材。
癸巳年元月改写（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