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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鹿樵纪闻》、《小腆纪年》、《栋亭集》、《枣林杂俎》、《明季咏史百一诗》等文献记载，弘光小朝廷的高官们争着给朱由崧送戏、送演员、送曲师，甚至还到远处搜集。
这年秋天，宫中演了一部长达六十多出的昆曲《麒麟阁》。到冬天，阮大铖又张罗大演自己写的昆曲《燕子笺》。除夕之夜，朱由崧还不高兴，因为没有新戏进宫演出。当时战事紧迫，宫中早已规定，如果局势危急，即使半夜也要敲钟示警。一夜突然响起钟声，宫外一听一片混乱，其实那只是宫内要演戏了。
小朝廷成立一周年之时，百官入朝致贺，没想到皇帝朱由崧根本没有露面，原因是在看戏。那时，离小朝廷的彻底覆灭已经没有几天。
知道清兵渡江的时候，朱由崧还在握杯看戏。一直看到三鼓之时，才与后宫宦官一起骑马逃出宫去。因此，史学家写道，南明弘光王朝是在戏曲声中断送的。
“戏迷”朱由崧出宫之后，在芜湖被俘。他被清军押回南京时，沿途百姓都夹路唾骂，投掷瓦砾。
那些不甘心降清的明末遗臣，一会儿拥立“鲁王”，一会儿拥立“永王”，乍一看颇有气节，但从留下的相关资料看，整个过程中永远在演戏，在看戏。到处是铁血狼烟，他们在昆曲中逍遥。
朝廷是这样，那些士大夫更是这样。逃难的长途满目疮痍，但他们居然还带着零落的戏班，逮到机会就看戏。有一些家庭戏班，几经逃难已经“布衣蔬食，常至断炊”，“下同乞丐”（张岱语），却还保留着。王宸章的家庭戏班早已不成样子，而在流浪演出中，那个与艺人一起“捧板而歌”、“氍毹旋舞不羞”者，就是王宸章本人。（见《研堂见闻杂记》）
现代研究者不必为这样的事情所感动，把这些人说成是“在战乱之中仍然把艺术置于兴亡之上、生命之上的真正艺术家”。其实，这里没有太多的艺术。那些逃难的官僚、士大夫，把昆曲看成了麻醉品。甚至，此间情景已近似于“吸毒”，尽管其毒不在昆曲。
那个阮大铖，在弘光小朝廷任兵部尚书，很快降清。清军官员对他说：“听说你还写过剧本《春灯谜》、《燕子笺》，那你自己能唱昆曲吗？”
阮大铖立即站起身来，“执板顿足而唱”。清军多是北方人，不熟悉昆曲，阮大铖就改唱弋阳腔。清军这才点头称善，说：“阮公真才子也！”
唱完曲，阮大铖为了进一步讨好清军，还跟着行军。在登仙霞岭时，想要表示自己还身强力壮，足堪重用，居然还骑马挽弓，奋力奔驰。其实，那时他已年逾花甲。清军跟着他来到山顶，只见他已经下马，坐在石头上。叫他不应，清军以马鞭挑起发辫，也毫无反应。走近一看，他已死了。
——这段记述，见之于钱秉镫《藏山阁存稿》第十九卷。未必句句皆真，大体还算可信。一代权奸戏剧家，就这么结束了生命。昆曲在这天的仙霞岭，显得悲怆、滑稽而怪异。
十四
到了清代，强化吏治，禁止官僚置备家庭戏班，雍正、乾隆都下过严令。被允许的，只是职业戏班。这一来，昆曲的强势就消弛了。
由此，昆曲也就发现了自己以前的生命力谜局。原来，当初虎丘山中秋曲会的清唱，职业戏剧的风靡，早已是远年记忆。后来乘势涌现的大量昆曲剧本，都局囿在官僚士大夫的狭隘兴致中，与社会民众隔了一道厚墙。因此，当官僚阶层的家庭戏班一禁止，也就在整体上失去了生存的基石。
清朝初期苏州地区出现的一大批文人创作，更进一步从反面证明了这个残酷的事实。
这一来，社会民众所喜爱的“花部”，即众多声腔的地方剧种，也就有了足以与昆腔“雅部”抗衡的底气。尽管，它们还要经历多方面的锻铸和修炼。
犹如回光返照，在康熙年间出现了两部真正堪称杰作的昆曲剧本：洪昇完成于一六八七年的《长生殿》，孔尚任完成于一六九九年的《桃花扇》。这两部戏，也属于士大夫文化范畴，也都由于不明不白的原因受到朝廷的非难。
在这之后，昆曲不再有大的作为，只是悲壮地在声腔、表演上延续往昔了。
“花部”和“雅部”的互渗和竞争，最后的结果是昆曲的败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