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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于中国戏剧,我最愿意讲解的是元杂剧。原因是,这座峭然耸立的高峰实在太巍峨、太险峻了,永远看不厌、谈不完。但是,我在这篇文章中必须刻意讳避,因为我今天的目标是昆曲。元杂剧只是导向昆曲的辉煌过道,只能硬着心肠穿过它,不看,不想,不说。等到要说昆曲,它的路也已大致走完了。
像人一样,一种艺术的结束状态决定它的高下尊卑。元杂剧的结束状态是值得尊敬的,我在《中国文脉》一书中曾经充满感情地描述过它“轰然倒地的壮美声响”。其实,它在繁荣几十年后坦然地当众枯萎,有几方面的原因。譬如,传播地域扩大后的水土不服;随着时间推移社会激情和艺术激情的重大消退;作为一个“爆发式”艺术在耗尽精力后的整体老化,等等。
再重要的艺术,也无法抵拒生命的起承转合。不死的生命不叫生命,不枯的花草不是花草。中国戏剧可以晚来一千多年,一旦来了却也明白生命的规则。该勃发时勃发,该慈祥时慈祥,该苍老时苍老,该谢世时谢世。这反而证明,真的活过了。
元杂剧所展现的这种短暂而壮丽的生命哲学,被我称之为“达观艺术生态学”。我为什么对此感触良深?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太多早该结束生命却还长久赖着不走的戏剧群落。老是在亢奋回忆,老是在夸张往昔,老是在呼吁振兴,老是在自称经典,老是在玩耍改革,老是在寻找寄寓,老是在期待输血……
其实,哪怕是呼吁“振兴唐诗、宋词”,也是荒唐可笑的。
这种试图脱离正常生命轨道的艺术群落,很容易让部分不懂文化大道的民众和官员上当,结果呼吁越来越响,输血越来越多,危机越来越重。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一座城市满街都是挂着氧气罐、输液瓶的耄耋病人,这座城市的文化景观难道就“厚重”了吗?
民众的“文化心理空间”历来不大,应该让给新时代的创造者和参与者。在这个意义上说,“达观艺术生态学”,也体现了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化道德。
正是元杂剧的“达观”,才有昆曲的兴盛。
元杂剧可以有一千个理由看不起昆曲。但它,还是拂袖躬身,通脱让位了。
年轻的昆曲虽然独具风光,志满意得,但毕竟未忘元杂剧的滋育之恩。正犹豫是否要回头照顾,却看到了身后老者飘然离开的身影。老者走得那么干净爽利,直到今天,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元杂剧在唱腔和表演上的具体情况。它不想以自己的身份给后继者带来任何纠缠和麻烦。
好,那就让我们依依不舍地转过头去,看看新兴的昆曲吧。
四
昆曲属于“传奇”系统,它的血缘,产生得比元杂剧还早一些。很长时间内统称南戏,产生地较多地集中在我家乡浙江,主要在温州、黄岩、嘉兴、余姚、慈溪一带。但是由于前面所说的“非戏剧精神”的影响,并未形成声势,更没有引起文化目光的关注,后来更因北方元杂剧的风光独占,便更黯淡了。但它一直悄悄地存在着,依附于大地,依附于民间,直到元杂剧衰退,它就有了新的空间,新的面貌。
历史上很多学者都以为,这种传奇是从元杂剧脱胎而来的,而不知道它自有南方基因。我觉得吕天成的《曲品》、沈德符的《顾曲杂言》、王骥德的《曲律》、沈宠绥的《度曲须知》在这个问题上都搞错了,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也跟着他们错。比较可以相信的,倒是祝允明、徐渭、何良俊、叶子奇等人的论述。对此,我在《中国戏剧史》第五章第二节的一个注释中专门做了说明。
传奇中出了一些不错的剧目,例如《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琵琶记》,但它们似乎都在为一个重大的变动做铺垫。
中国戏剧史终于产生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是昆腔的改革。
是的,新的里程碑不是剧本,不是题材,不是人物,而是唱腔。在中国传统戏剧中,戏曲音乐、演唱方式、唱腔曲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也是改革的关键。
中国戏剧史的研究者,多是文人,他们的着力点,往往是剧本,以及时代背景、意识形态之类。其实,决定一个剧种的存废兴衰的,主要是它的音乐,特别是唱腔曲调。这在当代艺术中最能说明问题,一种歌曲演唱为什么能风靡远近,疯狂民众,甚至把年轻的歌手奉为“天王”、“天后”?第一元素就是唱腔曲调,而不是唱词文本。现今各地的“戏曲改革”为什么几乎没有成果?原因是很多从业者把主要精力放在剧本、题材、导演、舞台美术上,而独独没有在唱腔曲调上有大作为。令人耳腻的唱腔曲调,即便是唱着最时髦、最重要的内容,又怎么能吸引观众?“一声即钩耳朵,四句席卷全城”,才是戏曲改革的必需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