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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自古以来,这种家族性的文化大聚集,很容易被误解成生命遗传。请天下一切姓王的朋友们原谅了,我说的是生命气氛,而不是生命遗传。但同时,又要请现在很多“书法乡”、“书法村”的朋友们原谅了,我说的气氛与生命有关,而且是一种极其珍罕的集体生命,并不是容易模拟的集体技艺。
这种集体生命为什么珍罕?因为这是书法艺术在经历了从甲骨文出发的无数次始源性试验后,终于走到了一个经典性的创造平台。像是道道山溪终于汇聚成了一个大水潭,立即奔泻成了气势恢宏的大瀑布。大瀑布有根有脉,但它的汇聚和奔泻,却是“第一原创”,此前不可能出现,此后不可能重复。
人类史上难得出现有数的高尚文化,但大多被无知和低俗所吞噬,只有少数几宗有幸进入“原创爆发期”。爆发之后,即成永久典范。中国现代学者受西方引进的进化论和社会发展论影响太深,总喜欢把巨峰跟前的丘壑说成是新时代的进步形态,惹得很多不明文化大势的老实人辛劳毕生试图超越。东晋王家证明,后世那种以为高尚文化也会一代代“进化”、“发展”的观念是可笑的。
在王羲之去世二百五十七年后建立的唐朝是多么意气风发,但对王家的书法却一点儿也不敢“再创新”。就连唐太宗,这么一个睥睨百世的伟大君主,也只得用小人的欺骗手段赚得《兰亭序》,最后珣葬昭陵。他知道,万里江山可以易主,文化经典不可再造。
唐代那些大书法家,面对王羲之,一点儿也没有盛世之傲,永远的临摹、临摹、再临摹。他们的临本,让我们隐约看到了一个王羲之,却又清晰看到了一群崇拜者。唐代懂得崇拜,懂得从盛世反过来崇拜乱世,懂得文化极品不管出于何世都只能是唯一。这,就是唐代之所以是唐代。
公元六七二年冬天,一篇由唐太宗亲自写序,由唐高宗撰记的《圣教序》被刻石。唐太宗自己的书法很好,但刻石用字,全由怀仁和尚一个个地从王羲之遗墨中去找,去选,去集。皇权对文化谦逊到这个地步,让人感动。但细细一想,又觉正常。这正像,唐代之后的文化智者只敢吟咏唐诗,却不敢大言赶超唐诗。
同样,全世界的文化智者都不会大言赶超古希腊的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莎士比亚的戏剧。
公元四世纪中国的那片流动墨色,也成了终极的文化坐标。
十四
说了那么多文化哲学,还应回过头来记一下东晋王家留下的名帖。太多了,只能记王氏父子的留世代表作。例如,王羲之除了《兰亭序》之外的《快雪时晴帖》、《姨母帖》、《平安帖》、《奉橘帖》、《丧乱帖》、《频有哀祸帖》、《得示帖》、《孔侍中帖》、《二谢帖》等。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廿九日帖》以及草书《中秋帖》、《十二月帖》等等。
任何热爱书法的人在抄写这些帖名时,每次都会兴奋。因为帖名正来自帖中字迹,那些字迹一旦见过就成永久格式,下笔如叩圣域。
这么多法帖中,我最宝爱的是《兰亭序》、《快雪时晴帖》、《平安帖》、《丧乱帖》、《鸭头丸帖》、《中秋帖》六本。宝爱到什么程度?不管何时何地,只要一见它们的影印本,都会顿生愉悦,身心熨帖,阴霾全扫,纷扰顷除。
十五
王家祖籍山东琅邪,后迁浙江山阴。因此,前面说的那个门庭,也就坐落在现今浙江绍兴了。我在深深地迷恋这个门庭的时候,又会偶尔抬起头来遥想北方。现在,可以暂离南方的茂林修竹,转向“铁马西风塞北”了。那里,在王羲之去世二十五年之后,建立了一个由鲜卑族主政的北魏王朝。
北魏王朝无论是定都平城(今大同),还是迁都洛阳,都推进汉化,崇尚佛教,糅合胡风,凿窟建庙。这是一系列气魄雄伟的文化重建工程,需要把中国文明、世界文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通过一系列可视可观、可触可摸的艺术形态融会贯通,于是,碑刻也随之兴盛。刻经、墓志、像记、山诗、摩崖、碑铭大量出现,又一次构成用坚石垒成的书法大博览。我们记得,上一次,是以《张迁碑》、《曹全碑》为代表的东汉隶碑的涌现。
北魏的诸多碑刻简称“魏碑”,多为楷书。这种楷书深得北方之气,兼呈山石之力。在书写技术上,内圆外方,侧锋转折,撇捺郑重,钩跃施力,点划爽利,结体自由,写起来干脆迅捷。总体审美风格,是雄峻伟茂,高浑简穆。
我曾多次自述,考察文化特别看重北魏,因此在那一带旅行的次数也比较多。古城、石窟、造像等等且不说了,仅说魏碑,我喜欢的有:《孙秋生造像记》、《元倪墓志》、《元显儁墓志》、《高猛夫妇墓志》、《张黑女墓志》、《崔敬邕墓志》、《张猛龙碑》、《贾思伯碑》、《根法师碑》等等。南朝禁碑,但也斑斑驳驳地留下一些好碑,如《瘗鹤铭》、《爨龙颜碑》和《萧憺碑》。
十六
对于曾经长久散落在山野间的魏碑,我常常产生一些遐想。牵着一匹瘦马,走在山间古道上,黄昏已近,西风正紧,我突然发现了一方魏碑。先细细看完,再慢慢抚摸,然后决定,就在碑下栖宿。瘦马蹲下,趴在我的身边。我看了一下西天,然后借着最后一些余光,再看一遍那碑……
当然,这只是遐想。那些我最喜爱的魏碑,大多已经收藏在各地博物馆里了。这让我放心,却又遗憾没有了抚摸,没有了西风,没有了古道,没有了属于我个人的诗意亲近。
山野间的魏碑,历代文人知之不多。开始去关注,是清代的事,阮元、包世臣他们。特别要感谢的是康有为,用巨大的热诚阐述了魏碑。他的评价,就像他在其他领域一样,常常因激情而夸大,但总的说来,他宏观而又精微,凌厉而又剀切,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