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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后，宁以沫之所以不再缠辜徐行，并非是对他的兴头过去了，而是因为她被学校这个“小社会”弄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
小学是中国孩子融入社会的第一步，在没有上小学之前，孩子永远都觉得这个世界是大的、是美的、是单纯的。但是当他们入学之后，成人世界里该有的一切复杂规则，会慢慢颠覆他们的世界观。
刚读小一的宁以沫渐渐发现，原来孩子和孩子之间是不一样的，比如某个孩子用得起高档文具盒，吃得起外国糖果，他就会很受欢迎；某个孩子学习成绩好，他就会格外受老师喜欢；某个孩子的爸爸是军官，那么他就可以坐小车来上学，走路的时候还可以把头昂得高高的。
她的世界里多了很多新规则：上课听讲要把手背在后面，中午一定要午睡，上课的时候一定不能看外面……如果做不到这些，她就得不到老师发的小红花，然后就会理所当然地变成一个差生。
宁以沫一点都不稀罕那种小红花，但没有小红花的后果是，班上的女孩子都不愿意跟她玩，体育课做游戏的时候，她也找不到对家。别的孩子在放学后，总能三五成群地回家，但是她永远只能孤零零的一个人走。
因此，宁以沫陷入了人生最初的恐惧中——没人玩、没人理睬。
为了打破这种恐惧，宁以沫试着往女同学堆里钻，向那些人缘好的同学靠拢。渐渐地，她也有了些在大型游戏里跑龙套的机会。比如，当一群人玩跳皮筋时，她就要扮演牵着皮筋的树，一站站到游戏结束；当另外一群人玩丢沙包时，她又成了专门负责捡沙包的跑腿。
放学回到大院后，她的境遇也并不比在学校时好。
大院里的孩子比外面的孩子更加会玩，却更加势利，别看他们小，但是谁家里有大内参，谁家大人几杠几星，谁在学校考前几名，谁打架是最厉害的，个个门儿清。
往往一个小团体里有某部长的儿子，也有司机的儿子，大家虽然在一起玩，但是司机的儿子就基本上没资格插话。
宁以沫所在的那个小团体里，头脑人物是后勤部副部长的儿子，这个叫王宗远的男孩和宁以沫同岁，个子虽比普通女孩还小一些，但是行事非常霸道骄横。一帮孩子玩什么，怎么玩都得由他定，他有权对团体里的孩子发号施令，而那些孩子则有义务被他呼之则来，挥之则去。
宁以沫是那个小团体里最小的小角色，理所应当地成了被欺负的对象，不但要装树、捡沙包，还要负责演坏人，最后被好人踩在脚下枪毙。
偏偏王宗远还特喜欢玩抓坏人的游戏，他最得意的时刻，就是把宁以沫踩在脚下，然后义正词严地学电影主角说一句“我代表党、代表人民，宣判你的死刑”。这时，小孩子们都会看着狼狈的宁以沫，爆发出一阵大笑。
那时候，宁以沫还不知道她其实是被欺负了。她反倒以为别人笑她，就是喜欢她的表现。
直到那个星期天的傍晚。
那个星期天下了大半天雨，直到四五点才渐渐收了雨势。宁以沫正在家里翻连环画，门外忽然传来两长三短的哨声，那是他们那个小团体在操场集合的暗号。
宁以沫望着外面又冷又阴的天，一万分不愿意出门，但是又不敢违逆王宗远的意思。如果她这次不去，以后就永远去不了了，不但如此，做了“叛徒”的人，以后只要碰到小团体里的人，轻则挨骂，重则挨打，下场十分凄惨。
她恋恋不舍放掉连环画，磨磨蹭蹭地赶到操场上。
立了冬的下雨天，不到五点，天上就已经透出了锅底黑，坑坑洼洼的废操场上积了很多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