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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的商品经济水平很差。市场上流通的白银少,银价相对较高,粮食价格就偏低。要征收银子,势必要多征粮食。一出一入的差价,看似微厘,累积起来,数字就变的很大。
临高计税的官田一共一千六百六十顷九十八亩,按照亩征9厘来说,差不多就是一万五千两银子,虽然有的田亩征四厘,有的免征,但是合计起来也得近万的银子。对这样的小县城来说,加派的负担大得简直难以承受。
所以到征粮的时候,银价就会涨得很高,不仅对粮户来说是极大的负担,就是县里也不轻松。过去没有加派,完粮尚且容易些。自从万历末年第一次加派之后,县衙即要催征粮课,又要征银,疲于奔命。
最让吴明晋等人棘手的是,临高这地方天高皇帝远。县衙的威权十分有限,不要说县里的士绅,就是普通的结寨自保的土财主,纳粮多少也很随意,官府根本无法多问,至于各种私下开垦的隐田更是无法计数了。
不过,以往凭着吴明晋的手段和王兆敏的奔走,临高的秋粮总算还是能及时的完课的,去年虽然来了澳洲人,总算对方没有对秋粮征收多做干涉,这件差使还是办了下来。后来虽然搞了个合理负担,但这和县衙就没关系了。
今年的情况却比较微妙了。澳洲人堂堂正正的自己开了荒地,种上了庄稼。王兆敏有了一种极大的隐忧。
什么隐忧呢?这就要说到“诡寄”了。有一等人家为了逃避官府的税课,往往采用带地投主的方式,投在有功名或者有实力的地主名下。实际上明代的免粮原本有明确的规定,几品官员可免多少,举人可免多少,生员可免多少,都有规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则往往大大超过定规。在临高来说,这种事也不乏其例的。临高有功名的士绅不多,但是豪强地主不少,诡寄到豪强地主名下,法律上没有免税的规定,但是对县衙来说,当地方官不得罪本县的大户是个基本原则,往往只能对征收的数字睁眼闭眼。总得来说大体上双方都过得去。
现在澳洲人算是临高县里一等一的豪强大户了。如果他们公然不交一粒米,县衙对此又是无可奈何,很多观望中的一些中小地主或者自耕农可能会投到他们的门下。临高的秋粮征收又要萎缩许多了。这对吴明晋和王兆敏来说都是很不好的兆头――这不仅关系到吴明晋的考绩,还关系到俩人的腰包问题。对地方官来说,赋税上的浮收加派的好处是一笔可又没有风险的收入,
想来想去,王兆敏提出只有情商澳洲人了,让他们做个表率。他以澳洲人一年来的表现来看,澳洲人不想和大明官府为敌,有时候甚至愿意花钱买个好形象,所以只要价码合适,对方不见得会峻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