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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那门很懂斗争策略么。”
“是这样的。”罗铎很谨慎的回答道，“在斗争的策略上，很有些思路。”
“党那门团伙多数是穷苦百姓，他自己也是受迫害的穷人出身。又知道‘打富不打穷’，应该算是有革命觉悟的。”有人说了，“其实定性他们是土匪不对吧？应该是自发的农民反抗组织。我们可以争取啊。”
“不扰民是相对的。”罗铎说，“只是十三村地区稍好，但是其他地方侵扰很的很厉害。”诸如抢劫、杀人、绑票、强抢民女之类的事情，这个土匪团伙一样不少全都干过。祸害的也不止是富人，穷人一样倒霉。非要说成什么“农民反抗”或者“起义”，就是在自欺欺人。
何鸣解释说：“剿匪指挥部之所以选择拿他们第一个开刀，一是他们的势力最大，打掉有敲山震虎的作用；二是这伙人民愤极大。我们师出有名。”
罗铎接着说，“‘十三村’地方上，这个匪伙有二个重要党羽带着二三十人常驻以控制局面，头目名叫忻那日、王五术。”
“忻那日和王五术，是党那门手下的四大天王里的两个。”王兆敏对罗铎说道，“所谓的四大天王，不过是凑数罢了，但是这这两个人不可小觑。”
忻那日自小就是游手好闲之辈，成年之后因为好逸恶劳，巴结上了县衙里的“快手”，当了一个“做公得”。“做公得”并不是县衙里的正式衙役，类似编外的“临时工”，收入全凭各种陋规和敲诈勒索。衙役不便出面的非法勾当就由这些人出面。万一出了事情就由这些人顶罪，好在内外都有勾连，重拿轻放，就是县令也没法子。风头一过，继续当“做公得”。
忻那日当这个“做公得”做得十分积极，欺压百姓不算，最后竟然利令智昏弄到了士绅头上，最后终于呆不下去了，“快手们”也不愿意为了他得罪士绅――毕竟“做公的”多的是，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忻那日丢了这份活计，干脆上山落草了。
“……此人心机灵活，有些小聪明。也善于趋炎附势，巴结人很在行。所以虽然眼下厕身为匪，但是和县衙里的许多胥吏和地方上的劣绅都有勾连，稍有风吹草动，自然有人会为他通风报信。”王兆敏提醒道，“我们吴老爷和黄老爷几次都想抓捕他，每次都被他滑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