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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戒备绝非毫无必要－－孙远不在家，因为今天张可大，张焘在城外兵败，城内的空气陡然紧张起来，孙远作为孙元化的家丁，已经被集合到巡抚衙门去“枕戈待旦”去了同时，城内的辽人也开始骚动起来。
从十一月叛军抵达登州城下开始，城内的十多万从皮岛、旅顺等地迁来得东江旧人就成了城内官吏的一块心病。
辽人与登州本地军民的矛盾从东江军民大批内渡之后就变得十分尖锐。从崇祯元年开始，就有大量的辽人从皮岛渡海到登州，由地方官员安置。前后不下数十万人。
这数十万的辽人从一开始登上登州的土地就遭到了当地官僚的剥削虐待，许多人渡海内归的辽人因为不堪折磨盘剥，只好重新逃回东江。以至于崇祯元年登莱总兵杨国栋到皮岛公干，怀恨在心的辽民群聚起来企图将其杀死泄愤。
此外，崇祯初年渡海到登州的辽人曾受毛文龙给札加衔者很多，以致“街市黄盖、腰金者，不计其数”。以至于在毛文龙于崇祯二年被杀之后，山东巡抚王从义因此疏请加强防御，建议：“但有海上西进舟帆，即架炮攻打，以为未雨之谋”，可见毛文龙和东江辽人在山东人心中的形象和双方关系的紧张程度到了何种地步。
文献中尝描述双方之紧张关系曰：“辽丁素强悍，登人不能堪”，或称：“登莱两郡自辽阳之失，辽人避乱来奔者十余万，土人多折辱之，或相残杀，辽人怨愤”，或称：“辽人避祸内徙，土人日与为雠，戒谕不悛”，此外，监纪谢三宾曾有“辽人在地方，颇不相安”之说，而叛军在回返登州时，更有称：“登人故虐辽人，至兵临城，犹杀辽人不止”。此故，艾容在致督理刘宇烈的信中，即尝归纳兵变的原因为：“孔、李枭獍素习，一反也；为登土人凌蔑积恨，二反也；不愿远戍宁远，三反也”。
为了弹压城内辽人，从叛军兵临城下开始，巡抚衙门、总兵衙门、监军道各处，都派出了巡兵，手持令箭在登州城内和水城内巡视，严禁“聚众聒噪”、“散步谣言”。每隔几天就有倒霉蛋被斩首示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