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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辨天二说》的记述，耶稣会士并未回应此次辩难。于是圆悟于九月写下《辨天二说》，继续在杭州张榜公布。教会方面继续避战，只有部分奉教儒士以云栖和尚生前所作《天说》辩难利玛窦而失败为理由回绝论战。
随后，圆悟和尚再作《辨天三说》，而张湉则根据教会发布的传教文献《辨学遗牍》考证出，昔日作《復莲池大和尚<竹窗天说>四端》者并非利玛窦。而在福建刻本《辨学遗牍》则有“弥格子”之序言，该序言中，杨廷筠编造了云栖和尚临终向上帝忏悔的故事。
于是，张湉作《证妄说》再次攻击天主教会。
在这场围攻中，天主教一直处于避战的地位，采取了不参与辩论的龟缩政策。尽管教会中的一些奉教儒企图进行反击，但是教会的首脑人物始终坚持不回应不辩论的方式――这大约是吸收了南京教案中的某些教训。做出一副“清者自清”的摸样来。
事实证明教会的这一策略是有效的，因为很快就有非佛教徒的普通儒士站出来指责佛教徒：“云栖弘济利生之德，昭如日丽中天，人孰得而掩之？彼诬谤者徒自诬耳，何足以损其光明哉！胡不闻古德云：‘一切是非莫辨之’说耶，子乌用是喋喋也？”
很显然，天主教会采取的退让政策，将自己打扮成了受害者的形象，使弱小的杭州教会免于受到进一步冲击，最后安然度过了危机。
“现在可只有崇祯四年。”赵引弓提醒他。要等到崇祯八年，说不定形式已经发生了大变化。
“你听我说下去。”张应宸象卖关子一样，继续说道，“明末的儒士大多有‘逃禅之癖’，以回避社会现实。所以禅宗势力很大。宁波、杭州、嘉兴等地区这一带又是禅宗临济派的主要活动地区。我们新道教的传播会非常的困难。要知道这些佛教徒对道教的态度也不怎么样，我现在挤进去传教，恐怕不会比天主教传教容易。你们知道成熟市场里抢顾客有多难吗？”
众人点头，新道教能在琼州取得很大业绩，无非就是钻黎区没有成熟宗教的空子。到大陆上可就没这么容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