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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朱重八奇葩的宗教制度玩废了佛教和道教的基本盘。让官方宗教失去了唐宋时期自我净化和破除、同化“外道”的能力，才使得大批会道门有了活动的空间。
大明在宗教管理上创建了一套堪称严密的制度。朱元璋最主要的创造就是强化了中国道教与佛教原本的寺院经济，一方面禁止宗教人员接触群众，要求道士僧人谨守道观佛寺之中，“不得与凡俗杂处”。这就导致道教与佛教的正规教团无法接触社会，而朱元璋又设立“碾基道人”这个实际上的寺院经济中的农奴阶级。使寺院佃农固化，农奴化。这样，少数有度牒的宗教人员实际上成为农奴主，而且是脱离社会活动的农奴主。这对宗教发展是致命的，教团原有的社会功能等于被完全破坏掉，导致佛教与道教大规模地退出社会意识形态与舆论阵地。让会道门有了发展的土壤。
而他之后又将军户、匠户等从民户中划出，明令不许入道、剃度，于是日后最强大的会道门罗教，就是山东军户罗清的创造，可以说是对这一制度最大的嘲笑。
至于废寺观，各府县只许留寺观各一所、不许私设寺观、妇女不许出家、变态的出家审查制度、禁止宗教人员结交俗人、禁止道士僧人化缘之类，明中期以后就成空文。可以说将道佛二教的全部活力都消灭了。明清会道门之泛滥，与明清一直沿用朱元璋这套奇葩制度有很大关系。
沂州，或者确切的说沂南县，就是他的新宗教的第一块试验田――他在海南搞得宗教改革是在刺刀和元老院强大的物质力量的基础上搞起来的，只能算是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这民间会道门交错复杂的鲁南地区，才能真正试验出自己的宗教改革的成败。
“说法”的地点设在第二进“殿宇”里，和一般的僧道说法不同，张应宸说法不用蒲团，而是“立说法”，身后还有一块大大的黑板。每次说到要害的地方，总要拿起粉笔在黑板上涂抹一番。自然也少不了一手百发百中的弹粉笔头的“法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