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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署启印是正月初三，商户多在年初五开业。乌开地估计，顺天府会在初四初五这两天派人来启封。
至于德隆，自然不必踩着线来开门。照规矩京师的银钱公所会在初五办酒，招待同行。即是联络同业感情，新一年一些重要的事情也要商讨决定。吃完这顿酒席，银钱业才正是开门做生意。
这顿开门酒，对银钱业的大小同行来说堪称生死攸关。钱业和其他行业不同，是“以钱生钱”，做得是无中生有的买卖。
一家的钱庄的存款和本钱是有限的，遇到银根紧张的时候就要同业之间调度。此种调度既有长期的借款，也有短期的零拆。再通过各家银号之间互相承兑、汇划和清算，故而银钱业有一百万的银子就能当三百万用。
事情总是一体两面的，既有好处，就有坏处。钱庄不同于街头的钱摊或者只有一间门面的兑换铺，各家最少也有几万资本，几万的存款，撬动着数十万的生意往来。一旦倒闭，但凡有来往的同业都会蒙受损失。
虽说同业是冤家，但是在银钱业里，却颇有些休戚与共的味道。
也正是因为这种关系，公所的资格很难取得，不但有大本钱大门槛，还得有公所多数同业的认可。当时京师里的银钱行当主山西帮势力最大，资本最为雄厚。其余便是江浙帮、两湖帮。他一个孤零零的广东帮，连门都摸不着。
当初德隆进入公所就颇为不易。好在他本钱门槛都很充分，关键是能办两广的汇划，速度快，金额大，这对于京师的同业来说颇为难得，他又通过赵引弓的关系，拉拢了江浙帮。这才得以入会。
但是山西屋子对他这个新来的，原本只是“排斥”的态度，虽然因为吸收存款的关系，多有摩擦，但是总得来说并没有要死要活的地步，一来他们的生意范畴多不重合，算是井水不犯河水；二来他有杨公公的门槛，大太监的势力，一般官员缙绅是不敢不愿招惹的。
但是这次绑票案件前后，山西屋子的态度却耐人寻味。说明其中有人牵扯甚深，只是到底是某家山西屋子牵扯进去，还是整个山西帮都牵扯进去，其中的关节还搞不清楚。
眼下所知的，就是夏记山西屋子的乔管事深涉此事。一个管事不可能有如此大的魄力，夏记必然深陷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