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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北京和周边的工商业其实十分落后，并没有什么商业活动需要海量的资金流转。京师能积聚大量的资金纯粹是是首都的关系。但是这也意味着从全国吸纳来得资金在本地没什么投资的渠道。
在京师，虽然有号称一本万利的“京贷”――贷款给到地方上上任的官员，但是数额并不大，真正的大额商业贷款，其实只有口外的蒙古生意。不但资金需要大，利润更是无比丰厚，
蒙古生意照例的是山西人做得，但是资金很多都来自京师，向来是由“山西屋子”垄断的。德隆作为后来者，冷凝云做过多次尝试，都挤不进去――地域集团的牢固性远不是他这个外人能破坏的。
所以德隆的资金去向主要是三个：一是在天津的对朝贸易，也包括和满清之间的交易；二是上海招商局的对日贸易和浙江的丝绸生意；第三个去向就是直接汇回广州，用在企划院的各种投资和贸易项目上。
这三个渠道的获利都十分丰厚，因此德隆可以支付和山西屋子不相上下的利息――冷凝云并没有使用过高的利息来吸纳储蓄，一则他认为犯不着，二来也是避免刺激到原有的金融集团，竖敌过多。
因为所有投资渠道都在外地，德隆手里的准备金是非常少得。冷凝云在德隆只保留了12.5％的存款准备金，广州开始币制改革的时候，德隆从各地调集大量白银，德隆的准备金一度下降到只有7～8％。
“……光是这个月要付出去的利息、承兑还有汇款差不多就有三万两库平。”萧襄理面露难色，“库里的现银还不到八万两。若是出现挤兑，我们三天都对付不过去！”
乌开地道：“这不就是大家和衷共济的意思么！我不懂做生意的道道，但是老爷不在，咱们就得想方设法把这盘子维持住！只要德隆能维持住，多少是将功折罪。”
